远去的童趣（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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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党节前夕的夜晚，母校五杭中学在运河大酒店举办历届毕业生党员联欢会，逢巧同几个小学同学坐在一起，怀旧的感觉冉冉而生......高中作文网

喜欢吃粥。我从小爱吃粥，因为家里田少谷少，不足以煮饭吃。因为亚热带气候，天时热气温高，吃粥可以补充水分解渴。吃饭叫食粥，煮饭叫煮粥；日常多为白粥加咸菜，但我也吃过鱼粥、瘦肉粥，不顾这是我生病时才吃到的。吃粥不经饱，很容易饿，人们早上吃两碗稀粥做工，到了上午十点多钟饿了，肚子咕咕响，有的人就回家再吃一点，叫“私餐”。我刚回村做工时，吃了晚餐去拔秧苗，定额是每人60只，一个小时完成任务回来，再吃一大碗稀粥，两次吃了七八两米。家里每年初冬多种小麦 ，三荒四月青黄不接时得煮粥以糊口，家乡的小麦粥特别稀特别淡，往往餸板糖吃，越来越稀。煮的时候要不断搅动，不然很容易粘锅。
喜欢赤脚。我儿时平时没有鞋穿，严冬天气寒冷，冻得脚趾发痛，才可以穿一双胶底布鞋，袜子是母亲用棉线织成的，缺乏弹性，穿了一会袜子滑脱到鞋里了。白天打赤脚到处跑，经常被沙子石子梗着，被簕刺着，晚上请母亲用针挑刺，挑出来了再用煤油涂一下，算是消毒，有的人处理不及时，时间长了就长成鸡眼、暗梗痛得走路不便，很是麻烦，所幸我未遇到。晚上则着木屐，咯咯作响，这木屐还是父亲用苦楝木做的。儿时调皮爱玩，喜欢踢足球，赤脚踢球，几次踢伤脚趾。
羞于穿新衣服。那时人们大多穿旧衣服，很少有没有补丁的。小孩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，或夏天到了，添置一件恤衫、笠衫什么的。大人则在办喜事，去吃酒席做客或出街入市购物，才穿一套新衣服。有时父亲给我买一件笠衫，穿着去上学，同学都围着看，取笑作乐，恨不得这衫马上变旧，那时的衣服不耐穿，衣服少也换得勤，很快就破烂了。天气可能比现在冷，冬天早上时而见到草叶上有一些轻霜，乡人叫白头雪，菜叶凹窝里装有些许雪。上午读书上课时往往冷得手指变成了鸡爪，不会写字了。可能防寒保暖衣服也不足，没有现在的保暖内衣什么的，一般有一件卫生衣，是比较厚一点的棉制保暖衣。到读高中时，买一斤毛线，母亲为我织了一件毛衣，才解决了寒冬保暖问题。一个寒冷下雨的冬日，放学时被雨淋湿身了，冷得打哆嗦，一路小跑回到破旧狭窄的家，母亲赶紧为我换衣服，煮姜糖水喝，这暖和、安全的感觉、至今记忆犹新。也许，这就是母爱，这就是温暖的家的诠释。每当风寒雨冷的日子，特别想家，想回家，特别想母亲。母爱和家都一样，为我遮风挡雨，抵御寒冷，给我温暖，有什么比这更重要、更伟大呢。儿时我和父亲睡一床，到冬天拿禾草（稻草）铺上厚厚的一层垫在席下，也是防寒的一个好方法，每当禾草垫床完成后，我就爬上去蹦跳一会，很兴奋，想着今晚睡得暖和了。那时也没有蚊帐，但蚊子比现在少。因我肉水不好，被蚊子咬了发痒，用手抓挠手脚，表皮破了，就感染发炎，长成疮仔，破溃发脓延续不愈，不时被碰着，疼痛得要哭，那时苍蝇多，又爱叮咬这疮仔，太严重了就去医院打针。睡觉时父亲摇葵扇帮我赶蚊子，两人都睡着了，蚊子就享用大餐了。一年，蚊子很多，被咬得受不了，就吵嚷着要父亲买蚊帐，说现在没有钱，我知道有一张父母结婚时用的苎麻蚊帐，收藏在箱子里舍不得用，说要留给我长大结婚用的，我提出现在就拿苎麻蚊帐用了再说。父亲终未同意，就去买一张新的蚊帐，却是白色的不耐脏，又拿去染成深蓝色，这才第一次用上蚊帐，那一年应该是1970年前后。
不习惯戴帽。我小时候不大爱戴帽，上学、玩耍、游水等等，都光着头，人晒得头发金黄像洋人。可能是耐晒，可能是怕麻烦，戴帽时经常忘了收拾搞丢了，又被父母骂，干脆不戴。夏天太阳厉害，又热又毒，有时中午在太阳下玩耍，或做点放鸭活等，晒得眼有点红，父母就骂，被要求一定要戴帽，说经常不戴帽，以后会有头痛病。被太阳晒得多，全身都黑黑的，有的不注意卫生，时常有泥沙在身上，两撇鼻涕痕也黑黑的，身像泥鳅鱼，脸像“胡子”山大王。那时乡人的观念认为小孩流鼻涕是小孩的自然现象，正常现象，不需治疗，所以把小孩叫鼻涕虫。有俗话说：宁欺白须公，不欺鼻涕虫。”这小孩经常流鼻涕其实是鼻炎，我有好几个小学同学那时得不到及时治疗，长大就成了慢性鼻炎。
最早的正式家务可能是煮晚餐粥，凡是有煮晚餐粥任务的日子，我下午放了学就得立即回家，不能玩了。洗干净大锅，舀水进去，放柴草，去米缸取米，还要淘米，我淘米不熟练，时常把一些米粒掉进潲水桶里。煮开水之后，一会就揭开锅盖检查，米是否熟透，有时看了三四次都未熟，煮熟了就舀到大盆小碗里凉好。那时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了，就顺便舀一小碗，找一只鸡蛋放进去拌一碗鸡蛋粥自己吃了，就去放鸭。这放鸭也是一项硬任务，那时家里养着30多只生蛋鸭，我一早天亮把鸭赶到小河边的鸭栅里，不让它乱跑吃庄稼，中午放学赶紧用网捕些小魚小虾给鸭吃，指望着多生几个蛋，一来可以填补家用，二来可以交些学杂费。
最早的正式劳动：掰花生种。这是五六岁就可以干的活，村里旱地多，早春（上半年）一般都种许多花生，收获了分给各户，拿去兑换花生油，也可以卖一部分给国营粮油公司，得一些现金收入。晚春（下半年）种花生很少，只是为了取得花生种，而不是为了换油，因为晚春的花生收成差，出油率低。这花生早晚春都可以种，并且可以互为种子。每年春节过后，生产队就将花生种分给各家各户掰。经过评定回收率，过秤确定数量，确认每斤带壳花生要收回多少两花生仁，按每百斤记多少工分。我们家每年都领较大量的花生种回来掰，我也乐于参与，一边掰花生一边听父亲讲故事；天气冷时，以花生壳烧火取暖，虽然暖和一些，但这花生壳不好烧，烟气多呛人，或者一下就烧完了。掰着掰着手指痛了就出计（想办法）开溜，父母就给我一个竹夹子，把花生壳夹开口再掰，或者把壳捏爆裂开口子才给我掰。肚子饿了，一边掰一边吃几颗瘪的花生米，说是不能做种的，父母说不能吃，要被敲牙齿的。其实，这瘪的也与饱满的一同回收过秤的，吃多了就缺斤少两不够秤了。待到全部完成掰花生种任务，生产队将不能做种的瘪花生米分给各家各户，可以拿去换花生油，也可以煲猪尾巴做菜吃。
最早的定额劳动：除菜草。那时，在自留地种菜拿去卖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，这些蔬菜小时有许多杂草，必须及时拔除。星期六不上学，父亲安排任务，我和妹妹二人去除菜草，实行定额管理责任制，完成了才可以放工。这些草叶短，草根深，很难拔，要蹲着干活，时间长了也难受。
最早有直接现金收入的劳动：割草卖。儿时家境困难，日常零用钱非常少，总是想法子弄点钱。唯一能低成本、无风险的就是割野草去卖给畜牧场养奶牛。夏天玉米地、花生地里野草多、长得好，我随妹妹去铲草、收拢、洗净，一起用车拉去三公里以外的畜牧场，即乳品厂奶牛场去卖，一两分钱一斤，一次共有一两元钱，有时几毛钱。家里收获大白菜等，剩下的老菜叶多，我们也收拾去卖。这劳动所得虽然少，却令人兴奋，毕竟小男孩能挣上钱了。
最早独立完成的收获：挖番薯仔（苗 ）。乡人习惯在上一年种秋薯的旱地上播种花生，收获秋薯时残留有一些小块红薯，春季播种花生后，红薯也冒出嫩芽。父母叫我到地里挖这些残留的番薯仔回来养猪。挖薯仔不得伤着花生苗，得用一块竹撬，照着薯苗撬取薯仔，这不是重活，一两个小时挖得五六斤，就背回家交给父母，得到表扬，心里乐滋滋的：我能干活了，有收获了。还经常去拔鸡冠菜（一种开花似公鸡冠的野菜），拿回来给母亲养猪，据说养分和薯藤叶（猪菜）差不多。批林批孔期间，学校里开展“忆苦思甜”教育，大家吃野菜，也有这种野菜，有油有盐煮了也能吃。
最重的责任：看守甘蔗。家乡人把榨糖的蔗叫糖蔗，把可以当水果吃的叫紫皮蔗，都是经济作物。糖蔗一般由生产队集体种植，卖给糖厂，有时集体也种紫皮蔗，拉到街上零售。家庭则在自留地种两三行（垄）紫皮蔗，产值与蔬菜差不多。到了秋天，秋风起了，紫皮蔗逐渐变甜了，往往被盗，每到星期日或平时午、晚放学后，父亲嘱我去看守紫皮蔗，静静地坐在地角甘蔗的绿阴下，却是轻工重罪，不需出力，要长时间在位，不得离开，不得开小差。坐在那里很是紧张，怕有人来偷，是否对付得了，好在未发生过当场偷盗事件。坐久了，就想法子吃些甘蔗，看看有一根尾巴黄心了，估计是被虫蛀伤了，就拗折吃了。这是事先报经父亲同意的，接受任务时我提出能不能吃一点甘蔗，父亲说“枯尾”的可以吃一根，好的不能吃，我想，这也算一点报酬吧。
柴火之忧。家乡柴草奇缺，家人常怀薪柴之忧，父亲总是考虑准备充足的柴火，说如果没有柴草，这几粒米如何能煮熟食呢，不是有米也挨饿吗？我从小参加拾柴草，冬天野草干枯，就随堂姐去收取；父亲耙地，有耙地草，就跟在后面拾取。那耙地的扬尘，把头发眉毛都染黄了，鼻涕里都有泥尘；到附近一公里外竹林耙竹叶；收取玉米秆、花生藤，积存起来以为过冬之薪。这些草本植物都不耐烧，要烧很多。就去抬簕竹枯枝，勾取大树的枯枝。一年，我和小伙伴到十几公里以外的超山捡枯树枝，那是放寒假以后一个稍冷的冬日，一早和一个伙伴就相约出发，母亲说天气很暗，可能会下雨，不去了吧。我们看还没有变天，还是按计划出发了，到目的地时，天下起了小雨，但已没有退路，冒着小雨拾柴枝，估计拾得五六十斤时我们就返程了。一路北风细雨，全身都湿透了，回到家父母见状，一边帮我换衣服，母亲还一边嘀咕说：都叫你不要去了，如果冷到感冒生病了，这治病的钱比这柴钱还多。父亲教导说：做事要审时度势，天下雨了就立即回来，不要再拾柴了，以后不能去那么远的地方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去干那远征似的拾柴活了。在少年的心里，我觉得是勤劳勇敢、能做事的表现，自我感觉还是蛮好的。
猪不爱吃食。养猪卖是我们家的最大宗收入，每年都养两三头猪，有时养一年，有时养一年多才卖。养猪一般由母亲和奶奶负责，他们忙不过来，我就帮着养。猪食怎么配，由母亲具体交代，我照办。有趣的是我们家的猪总不爱吃食，可能因为猪食太差，一般是一些米漮、番薯、猪菜，加一些水，比较稀，干货少。这猪不爱吃，我就找点鱼头、鱼汁，加上些生盐做调味料，不时点一些落下猪盘引它吃，而这两头猪抬起头张开大嘴巴接着吃鱼汁，偏不吃潲水。这猪是否好养，乡人有“手头出”的说法，说是注定的，每一批都一样。有的人家养的猪很爱吃食，就是很稀的潲水它都吃得啧啧响，很肯大，效益好。有的人家养的猪老爱撬栏门、翻爬猪圈，养成龙形，有点像野猪。有的人家养的猪总是“懒食潲”，不好养，不肯大，效益不好，我们家的猪就属此类。父亲常说：养猪不赚钱，只能攒点钱。
物质匮乏，生活必需品限量供应。那时实行计划经济，许多生活必需品采取限量供应，而且城乡有差别。城里居民（非农业人口）有粮、油，每人每月28.5斤米、1斤油，农村人口没有这些，粮油靠自己劳动生产得来。城乡差别最明显的一条就是“有米食”与“无米食”之分。其次是城市居民有猪肉证，凭证购买牌价猪肉，农村人口就没有了。穿衣的棉布限量每人1.36丈，每年发一次“布证”。时人经常开玩笑说矮小个子划算，大高个不合算，叫做布证无够使。这个限量专指棉布，有些棉与化纤混纺的布称为“折证布”，按棉的含量多少打折收取“布证”，乡人往往不太愿意买“折证布”，认为它不好穿、又缩水。其实，那时的棉布不大耐穿，染料也不好，穿着干活，很容易晒白，磨损破烂，许多人穿补丁衣服。而化纤与棉混纺布比全棉的耐穿、耐磨。但乡人对物质的认识往往是越紧缺的越经贵，越要去买。
所以，一开始“折证布”不怎么好卖，后来产出一种叫“的确良”的白衬衫布，是化学纤维的，很漂亮，一时间成为时尚。买棉布、买棉被布、买棉织蚊帐、买棉衣等，都要用布证。遇到结婚购置衣被，布证”就不够用，乡人互相调剂、或赠送、或借用。平时，我们家中的布证用不完因为没有钱买那么多布做那么多衣服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洗衣服的肥皂等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，城乡居民每户发一本“购物证”，购买时要登记，如肥皂是每人每月一条，即两小块，是杭州出产的“东风”牌。牙膏好像不凭证，但是，中华”等名牌优质牙膏，大多通过“走后门”供应，平民很难买得到，就买些便宜的杂牌产品。一日，母亲从临巫城里卖青菜回来，说买有牙膏，我问是什么牌的，说是“双人”牌，我一看，是“青春”牌，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人，是知识青年响应号召，上山下乡，贡献青春力量的主题寓意。但母亲不识字，只凭猜测会意，说是“双人”，惹得我和妹妹们笑了一阵。那时，物质缺乏，除了凭证供应，有许多时候要排队购买。记忆最深刻的是去买牛肉，这是春节的特别供应，平时没有，每人三两，牌价供应。放寒假了，父亲嘱我拿上证带上钱，去水产店买鱼，过年得煲牛肉食。蜂窝煤也凭证，记得是一户每月60只。我们这里没有山林树木，柴禾特别困难，但烧煤要多花一些钱，只能柴煤都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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